军人的秘密和战争的回忆（下） (第2/3页)

上也多了点缓和的柔情。我想他永远都会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魁梧，高大，像一只英俊的狮子，大檐帽下的蓝眼睛烁烁发光。他和父亲一样用粗糙的双手夹住我们的头，吻我们额头上的帽徽赐福。他说送女孩儿上战场比送男孩儿上战场还要难受一百倍，因为那从来不是该属于我们的命运。莱勒诺夫永远也不会明白对成百上千个和我一样的姑娘来说，原本的生活要比战争写满更多无法诉说的苦涩。被敌人强jianian，殴打，杀害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可被丈夫和血亲施以暴力便成了理所应该，天经地义，农妇恰尔洛娃无法选择也无处可逃，只能大着肚子，鼻青脸肿的为丈夫生下一个又一个不被欢迎的孩子。她会抗争，会痛苦，但终究无法抵抗，只能平静的接受苦难，告诉自己和女儿这乃是女人的命运，这乃是穷人的命运。她并不怯懦，也并非麻木，只是活下去太难，而这个世界对贫穷女人总是很残忍。但士兵恰尔洛夫不会，士兵恰尔洛夫要举起步枪反抗，会躺在枯叶和雪堆里观察，让死亡和恐惧成为笼罩在卡扎罗斯人上空的幽灵。士兵恰尔洛夫可以选择复仇也可以选择正义，她要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每一桩以种族和土地，以“战争需要”所犯下的罪行。士兵恰尔洛夫不会沉默也不会自我安慰，她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必须尊重她的声音。

    “约瑟夫，你抽吧。”我将抽了两口的香烟递给格略科，示意他陪我一起欣赏落地窗外一望无际，占地几万平方公里的瓦耳塔。“很漂亮吧。”

    格略科顺服的垂下眼睛，“是的，长官。”

    “你不说俏皮话了，怎么，那天晚上玩儿的不开心？”

    他没说话，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任凭香烟燃烧，显得可怜又可悲，叫我想起带着我和弟弟去佘账的父亲。他不想在这儿，但也没有办法。他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却还得陪着笑脸，吞下苦涩和不服，任凭对方作践。

    “你穿上穆勒的衣服了，很适合你。”

    “谢谢您，长官。”

    “他的衣服不错，但总归没有埃里希的好，那可是从洛夫城寄来的。也许我会给你埃里希的衣服，可它们都被我毁了。那种面料沾上血就洗不干净，即便清洁到只剩下淡黄色的印记埃里希也不肯穿。”我歪着头瞥了他一眼，“你也有一件很好的衣服，二十块一码的布料，去度假穿的夏装，格雷戈尔很喜欢。”

    他不会蠢到以为我能读心或是拥有千里眼，很快明白这是穆勒和埃里希讲给我听的。可我依然享受让他心惊rou跳的快感。她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她知道这些，那她还知道什么？格略科微微张开的嘴唇，藏不住惶恐。他每天都要忧虑，担心第二天一早我就会因为发现了什么秘密把他一脚踢回瓦耳塔。

    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发生过，每个人都知道波波娃的倒霉故事。波波娃少尉是军械部的修理工，和贝卡关系不错。她的战俘长得不赖，是个刚上任的军队会计，没犯下太多罪行。波波娃于是放心大胆的把他带回了家。他们相处的不错，那个会计幽默风趣，很会讨好人，又学着做了一手好菜，把波波娃伺候的心宽体胖，她甚至考虑领养他的儿子。好巧不巧，波波娃提出要给孩子买一份糖果，在市场里撞见了一个独眼老人。老人一看见会计就发了疯似的要揍他，老人是帕罗亚人，没人听的懂她在说什么，只知道她死也不肯让那个会计离开。一直到看完电影出来的伊格洛夫和她的三个帕罗亚室友出来才弄明白原来这个“被强制入伍的会计”并不是什么会计，而是实打实的陆军老兵，在参加了两次进攻行动后才因伤退役：他的姓名，身份，一切都是假的，属于另一个死去的男人。因为曾今服役的部队全部在战争后期被歼灭，连指挥官都下落不明，如果不是这个帕罗亚老人，没人能指认他到底是谁。

    这位看起来温文而雅，举止得体的冒牌会计原名保罗·克里默，是个少尉。他所在的部队由雅尼克·费舍带领，也有一套完整的掠夺方针。在占领村庄后，如果时间允许，费舍会体贴的让自己的部下们整理行装，好好休息。当然，他本人不会闲着。“费舍叔叔”他让人们这样称呼自己要为大家主持公道，因为“米加斯人并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中间的臭虫”，至于什么是臭虫，就由他说了算了。费舍命令全村人都聚集在广场上，一个一个审查。马旦斯克人，巡回派教徒，帕罗亚人，政府职员，等等等等，会被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小农舍里，每人三天才分到一个发霉的土豆。他会单独挑出巡回派教徒羞辱，强迫他们衣不蔽体的在雪地里劳作，为坦克开路。等到巡回派晚祷时间，费舍要求他们全都跪下祈祷，随后命令士兵从后面开枪，连怀里抱着婴儿的母亲也不放过。政府职员则会被绞死，这其中包括一个六十岁的乡村教师和两个七十多岁的退休邮递员。尽管前村委会主席一再强调村子里的人都是平民，费舍还是不肯罢休，在十几岁的孩子口袋里搜出了子弹壳就将他们处死－－在他看来，十四岁的男孩已经是男人了。等这一切做完后，费舍就开始对女人们下手，无一幸免。

    我们都出席了这次审判，阿克西尼亚充当翻译官，重复老人证词时几度落泪。即便听过许多次，我们也很难对暴行习以为常。然而这次的审判有一点却很不一样－－每个受害者都被努力记载了姓名。

    “前村委会主席被塞进麻袋，丢进雪地里整晚，然后他们肢解了他。”

    “你是否记得他的名字？”

    “尼古拉·赛雷金。”

    “三个被发现藏匿子弹的村民被脱光衣服，捆绑在树上长达几天后遭到射杀。”

    “你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

    “尼古拉·马特鲁索夫，亚历山大·奥尔里舍，尼古拉·马罗夫。”

    “被俘虏的游击队员首领被当场绞死，其余被枪杀后遭到焚烧。”

    “你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

    “娜塔莎·库尔迪科娃，雅科夫·纳扎罗夫，瓦西里·鲁缅瑟夫，还有一个叫亚历桑德拉的女孩，我并没有机会知道她的姓氏。”

    说到这里阿克西尼亚已经泣不成声，审判只好暂时中断。

    下午审判接着进行，保罗·克里默坐在被告席上，面色惨白，神情有些不屑。波波娃则和我们一起坐在观众席里，双手紧紧抓住贝卡，脸色难看的要命：她觉得耻辱，也觉得恶心，居然没有早点辨认出身边的人是这样的恶魔。

    “他们割掉了农庄看守的鼻子，强迫他的妻子抱着赤裸的孩子在雪地里围绕村庄行走。她想要给孩子拿一件衣服，他们则在她和他丈夫的头上撒尿。”阿克西尼亚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好像在娓娓道来一个故事。她听起来不再像个十几岁的少女，光是复述苦难就已经让她饱经沧桑。

    “你是否记得她们的名字？”

    “谢尔盖·楚巴洛夫，安娜斯塔西娅·楚巴洛娃，还有伊万·楚巴洛夫。”

    “三个男人被割掉耳朵，挖出眼睛，胸前刻上十字星后被斩首。”

    “你是否记得他们的名字？”

    “米哈伊尔·布祖耶夫，叶戈尔·巴兰诺夫，费多尔·伊格纳托夫。”

    “他们把我的朋友赶出家门，用她的房子做柴火，最后杀了她。”

    “你是否记得她的